在西安郊区的一间老旧筒子楼里，他们找到了八十二岁的谢振声??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纪录片导演，曾因拍摄《黄河谣》揭露生态危机而被禁导二十年。如今他住在不足四十平米的房子里，靠退休金维生，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老式录像机和一堆发霉的磁带。

        采访那天，老人颤巍巍地从柜底取出一个铁盒，里面是当年《黄河谣》未剪辑版的原始胶片，用油纸层层包裹。“我一直留着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会有人来拿走它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叶明跪在地上，双手接过铁盒，喉咙发紧：“谢谢您，守住了真相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类似的故事不断上演。成都一位退休剪辑师拿出自己偷偷保留的《黑井往事》删减片段；哈尔滨一名前影院经理交出了九十年代各地“内部放映”的登记簿；更有甚者，在内蒙古草原上，一位牧民交给团队一段用家用摄像机录下的、已被官方否认存在的少数民族题材试映会影像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材料，都被逐一编号、公证、存入“创作者证言计划”升级版数据库，并标注为“国家记忆?非公开文献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一个月后，一场名为《沉默者的影像》巡回展览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。展厅中央，一面长达三十米的LED墙循环播放着那些“不存在”的画面：被抹去的脸、被消音的对白、被替换的结局。观众戴上耳机，可以听到AI复原后的原声台词。

        展览第一天，便有上千人排队入场。有人站在《黄河谣》的投影前泪流满面，喃喃道：“原来我小时候看到的，全是假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舆论再度沸腾。主流媒体保持沉默，但知识界开始发声。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撰文指出：“我们欠这些创作者一场正式的道歉。”北京大学几名研究生联名上书教育部，请求将“中国影视审查史”列入通识课程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在局势升温之际，一道意外的消息传来??沈文澜病倒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叶明赶到医院时，老人正躺在ICU外的走廊长椅上输液。血压偏低，心律不齐，医生说是过度劳累所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您何必亲自写那份报告？”叶明红着眼睛责问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